am: 记得在外滩美术馆讲座中,您对“游泳人通讯社”的介绍是直接从描述作品内容开始的,请问是出于何种考虑?是否可以大概介绍一下项目的由来?什么时候发起的?
Sibylle: 我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这个项目,我自己的摄影引导我去寻找与项目相关的主题内容。记得差不多是2009年的某一天,我突然不想只停留在艺术范畴里抑或是通过摄影来对社会和政治的进程进行评论,而是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推进现实中新闻摄影“更近距离的视角”。在艺术领域,艺术家与策展人/博物馆/画廊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当代艺术机制,在新闻界也是如此。生产(新闻)者与“操作系统”的相互依赖形成系统的运作模式。在外滩美术馆的讲座是从我25年前的工作开始讲起,为了给之后的,也就是目前的“游泳人通讯社”引出背景铺垫。我在八十年代就已十分沉迷于那种对实体空间进行转化的艺术实践,比如:伴随着大烛台,镶木地板,豪华餐桌的经典贵族梦,是通过由果盒或是水泥制成的地板,从易拉罐剪出来的烛台代替银器或水晶,丰盛的晚餐是有山一样的土豆,洋葱,鱼干(顺便提一句,是来自中国)堆出的,通过这些来实现的。当时有人还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即兴巴洛克。新闻社的进程其实也有共性。如果说Getty Images(华盖图库)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新闻,那我们也可以创立一个机构,声称创造我们也可以被理解成新闻的一些信息。这是向现实转型的一个模拟。根据Ernst Bloch(布洛赫)的理论 “Ästhetik des Vor-Scheins”,这个图片社或许会成为一个乌托邦。
我们一般从两个层面进行工作:展示图片,并将之置入语境。一张图片必然有内容与背景,其背景可能是专职人员的拍摄,也可能只是随手一拍,又或许是一个平时上班的周末摄影师只能通过摄影去质疑工作上不允许质疑的问题。
这个项目中的所有图像按内容分类,并将其放置在一个虚构的功能性中。因此游泳人通讯社的运作模式绝不会和一个真正的新闻图片社那样始终如一。它会根据新加入的图片资料而改变。我们总是在太多零碎的线索和时间的限制里挣扎……网站的更新和管理也是琐碎而繁复的工作。游泳人通讯社实则是将自己投入于新闻机制中。
am: 在您的“游泳人通讯社”里涉及了不同的社会议题:教育、医疗、政治、展会等等,你是持有同等的态度来讨论这些议题吗还是有不同的针对性?
Sibylle: 由于我们是一个媒体图片社,我们必须强调政治与经济,接下来是社会话题,最后是文化与运动。如果你更仔细的观察这些话题,你会发现:第一层是关于那些社会中的“肉食者”。谁掌控着权力?他们长什么样子?当他们面对公众和私底下有何不同?诸如此类。第二层是关于基本需求和冲突。社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成员们解决问题?在不同问题上是如何进行其重要性的评估?第三层面是对社会的评论。
我想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关于这些阶层等级的对换:假设我们将艺术与体育归于经济,如果经济是政治,如果医疗成为政治或者经济,教育成为政治权利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艺术成了干预政治的一种手段。金钱力量成为一种解放手段……这些混合后的形式是我们重新梳理项目主题结构时主要关注的方向。
毕竟,我们不是社会学家。所有这些图像的拍摄,编辑,和其他辅助工作的进展最终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与实际上的连贯性,同时也需要艺术与美学的连贯性。
am: 您之前也做装置,但在这个项目中似乎并无涉及。这两种媒介对于你是两条线索的创作吗?其中有什么线索可以让我们了解吗?
Sibylle: 之前也提到过,“游泳人图片社”是以一个模拟形式运作的,它不需要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出现。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方式会延展至下一个编辑部:我们把“易拉宝”放进展览空间内,他们的日常化和“完全不艺术”的样式反而让我非常感兴趣。如果我在官方环境进行拍摄就无法避免“易拉宝”的出现。它们通常总有显眼的设计(我们所谓的“信息”)。但从空间角度看这是非常有趣的:当易拉宝被运来是它们是一维的。打开后变成二维,将其放置在空间中就变成了三维。因此它们是完美连接分析学与美学的一种方式。
下一个编辑部将会设于德国小镇海尔布隆,它将把一个前台店面改造成编辑部的办公室。
“游泳人通讯社”首先是一个艺术项目,同时又扮演“半成品”的功能(德语中我们称其为“Halbzeug”):一片金属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邮箱或是一架飞机。我们的任务是将其潜在性变得可视。
am:能具体介绍一下News Agency这个概念是如何运作的呢?比如说得到照片之后,是否会给予一定的报酬?是否会销售照片?所有上传的图片是由你一人决定的吗?还是有一个小组或几个人一起商定选用哪些照片?选择时的基本标准又是什么?你认为你的个人趣味对于整个网站图像库的视觉呈现影响大吗?
Sibylle: 这个项目始于三人:我的长期搭档Sven Eggers,建筑师,从项目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一同构建起了这个项目的概念,网站设计师Turtleontour则发展了基础技术层面。网站测试版于2013年八月正式发布。目前 Sven Eggers已暂时离开通讯社。我在开罗,悉尼,海法担任了当地记者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成立了第一个地区编辑部。从那时开始,Daniel Sellek 开始参与地更多,他成立了巴尔干编辑部并担任主编。此项目的想法是将其层次分明地展开,并使用合作式的结构推进项目。两周前,当我还在上海的时候,Daniel Sellek成功组织游泳人通讯社参与了在索菲亚水塔艺术节的活动。上海编辑部将会寻找到自己可持续的方法。就如在下一个位于德国工业城市海尔布隆的编辑部,将会在设计工作室的空间进行,我们也正在与当地报社 Heilbronner Stimme 协商合作事宜。(近年来像the Voice of Heilbronn 这种独立小报社已经比50年代与80年代期间要少了很多)
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会把重心转移到图像内容的加强与多样化。今天秋天,这些努力将会重新引回至内容的推广工作。Daniel Sellek目前正在负责将编辑社推广至社交媒体这一部分内容。
对于参与者我们通常不提供报酬。如果到了我们要把图像打印出版的程度,则会提供小额补助,比如在喀麦隆。如果我们计划将游泳人通讯社带入现实世界,我们就必须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看待这个项目的所有内容,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因为图片内容的印刷出版售卖执照。
am: 你提到你的、或者其他拍摄者的观看世界方式和主流媒体不同,但事实上现在也有很多的自媒体,包括拍摄上传的手机App,比如Instergram,你有考虑过其中的差别吗?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平台,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Sibylle: 许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成立自己的平台?与社会媒体相比,网站更像一本书,是你拿在手里的东西!对于你的“三角”理论:我们的工作周旋于艺术世界/照片分享/新闻社,这一点是正确的。社会媒体是基于一个事先编织好的平台上进行工作, 使用者就是使用者,如Facebook改变了他的网页设计那么我的网页也会跟着相应改变。扎克伯格掌控了交通方式,没有一个现在流行的平台是开放源(open source)。我不单单是在寻找一个展示图片的平台。语境是富有意义的。为了得到语境的主导权,我们需要创造语境,即使我们技术层面的可能性与这些大平台少得可怜。比如华盖图库是与Flickr绑定,并使用Flickr留住那些目标受众群。而游泳人通讯社的网站设计相当基本,甚至几乎被忽视了。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使用开放源(open source)工具Typo 3的可能性。但我们并非因此而被贬低为以一个消费者或使用者的身份存在。
在最近上传了这么多新图片之后,现在又是时候去进行网页重建了。
am: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在中国与当地参与者以工作坊的方式一同创作,你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感觉如何?
Sibylle: 以前我也做过一些工作坊,但与这次在上海的工作坊在时长,内容上都差别很大。我们暂且就编辑部的图像来说,我一开始就意识到我的想法与参与者的想法必然存在代沟,我也假定我们所有人都已意识到并且认同这一点。我个人将其理解为辩证的过程。我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项目的参与者们,看看他们作何解答。
我一天24小时投身于这个项目,参与者却有他们各自的工作。他们中有些人拍照会碰到工作日没时间的问题,有些人又希望能够通过摄影来充实生活,打发时间。当他们决定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找到了某个共通点并在对话中找到了关于他们拍摄的照片的新视角。我认为他们拍摄的图片在“游泳人通讯社”这个项目中语境化的含义是十分有趣的。虽然每个参与者的变化或快或慢,因人而异,但他们都在改变。am: 第三次工作坊中,有观众提到用拍照的方式并不能完全的深入和了解机制背后的脉络,你是否认同呢?有没有尝试过别的方式?
Sibylle: 我还是不太确定我理解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有些人就是会在理解力上有些障碍,但通常这些人却可以理解更加艰深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广义上的“办事处”(agency)这个词与挣钱相关。在德国,我们对于“廉价图片”的问题要比这儿严重。德国人说上海人只想着赚钱,但我来到上海后发现并非如此。几年前我做了一个基于网络拍卖平台eBay的项目。我个人认为这个项目是失败的,因为艺术圈的人压根不会去看,我也没有能够说服他们走出固化思维的能力。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有了些不同。游泳人通讯社以一种典型的民主系统涉及国家新闻,以及关系到经济生存的媒体内容。这时不同层面的“理解”又引出新的问题。事实上,真实的情况与文化上的目的,由中产阶级发起的“独立媒体”上的讨论话题,以及劳动阶层的文化都不尽相同。
因此游泳人通讯社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必须被重新定义。在某些国家,新闻社和政府新闻发布机构是同一个机制。我也不是很清楚在中国,新华社所扮演的角色。介于情况特殊,我试着寻找一个背景,将编辑部的含义放在更宽泛的语境之下:社会的供应链。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在这个项目里,我们不会踏入政治-艺术激进主义这个灰色地带。因为我们的世界并不缺乏信息,缺少个体感知信息的能力,故我们的目标是着重于一些特定的事件。然而,中国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政治艺术激进主义。社会供应链的日程无疑看起来好像一本地理书。我只是相信约翰列侬的一句话: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时,生活已离我们而去。我知道我们我们会找到超越于地理书的图片,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在第一次工作坊时就有参与者怀疑我们是否能做到:随着对于社会的供应链的不断深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持续挣扎的过程。那些被拍摄的公司和行政人员毕竟并没有在等待我们的镜头。在两个月工作后的展览上,有一点很清晰,关于社会供应链的披露是无法预料的。我想是这样的,讨论最终以艺术的方式转换为展览。
am: 对于事件的敏感度,可能本国人和外来者对于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每个国家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同。你如何考虑中间的转换?
Sibylle: 提问的角度与不同角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这个项目延伸的讨论。大家的视角越同一,编辑部的会议就越无聊。
am: 对于中国本地来说,矛盾出现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当然不可谈论),企业与员工之间。消费社会下又有新问题出现。在上海,婚礼的排场有非常高的要求,这不只是新郎新娘的想法,也是两个家庭的想法。有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调和。
Sibylle: 这是在每周一次的工作坊中除了就摄影本身的讨论之外最有趣的话题。我们都意识到在全球化的终结我们将面临同样的问题(食物,环境,能源)。在中国社会,你把这一复杂的问题归结为婚姻,这很有意思。虽然在德国我们也会在起居室里放上结婚照,即使和你们的含义不同(在我们的项目呈现中有四场婚礼的拍摄)。我有这种感觉:政府与百姓矛盾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的产物(颇有一些在西方问题上添加了中国国情之感)。我对于政府在传统与后工业时期的发展矛盾扮演什么角色有些想法,对于教育在实体实践中的模糊性有些想法,对于个人发展的时间被切割得如此狭窄也有一些想法……
am: 在中国,很多细小的问题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和进入,所以拍摄的角度可能很难区别于其他外媒,因为在中国的很多外媒也被赋予了独立的身份。因此是否会有一些困惑?
Sibylle: 困惑?好多好多,但为什么不呢。反正我也不需要就此问题写篇论文。我刊登那些在有特定语境的图片。以防我的知识太过于局限,在一些地方我需要经常倚仗参与者来澄清内容。最后的完整呈现必须通过艺术的加工。这是一个好处,在这里“最后”永远不会是真正的最后。
因此我的拍摄视角和西方主流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相似性。在德国我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杂种”的角色:媒体与艺术的混合体。在这里,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媒体工作无关了。
但你是对的,double bottom(双重性)这个话题对于项目至关重要:当我们看见一张图片时我们便会将其与我们拥有的知识联系起来,这同样是理解艺术的基础。关于这个层面上与西方群众交流沟通我有更好的办法。这种对于当地文化的缺失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服一个中国人来担任通讯社的编辑会更好。随着项目的成长,我们需要承认没有人-即使是我们自己-明白所有图片系列和主题的双重性(double bottom)。
不过至少理解项目的目的是最重要的。
am: 项目的参与者们在拍摄时是否会考虑你的需求?因此拍摄的照片会和他们平日的照片差别很大?
Sibylle: 我们为网路上的观众提供照片,并为展览提供我所称之为的“半成品”。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通过语境加强图片的冲击力。此观点并不新颖但仍十分有趣,尤其实在这个语境下。这是这个项目的实验性部分:边界,到底在哪里?许多种图片甚至可能需要经过样式的变更,但突然这个变更会突然变得不可行:太无聊,不够好,不够聚焦,太地域,又或者是没感觉。图片的语境可以成为一个魔术师,但无法成为上帝。这时候,就应该关注图片的操作处理。
我们尝试了多种方式来使参与者的照片更加统一化。有时,他们会提供以前拍摄的照片,我们最终也会将其归入选择范畴中;有时,他们受到启发便会特意为项目拍摄照片。一些系列之所以最终得以面世归功于我热情的推荐他们去进行这些拍摄。如果将我们出版的和参与者已发布在网上或是在他们作品集中的图片进行比较,我相信他们应该会知道选择图片的多种可能性。某些人或许会对可以拍摄的主题有更多的理解与感悟,或是如何在不打扰伤害对方的情况下进行拍摄,都难说。总体而言,专业或是业余,每个人都拥有不同背景。所以我向他们提问,现在正在等待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复。选择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两个系列是源自两个分离的语境。我们从周煜薪拍摄的一组承包婚礼系列照片,3500张图片容量的图片库中重新探索并进行筛选,他也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关于这组照片其他的可能性。除开他的化学专业,他也偶尔兼职婚礼摄影。他十分年轻就已拥有一套齐全的专业设备,也知道如何迎合客户需求。我有预感他正慢慢走出设下的屏障。后来他在陕西医院照顾他的祖父时,仅用手机,也没有病人入镜,他成功地拍摄了一组十分敏感却具有冲击力的照片。偶尔有自由去使用那些不够理想的设备也不错。另一组图片来自邵筱烨,她跟踪记录了浦东陆家嘴行人平台的建设,从第一天到开放使用的全过程。我们没有时间一起选照片,但从最终结果来看我看得出她对于这份记录的理解并发展。
因此,我们的转型都在情理之中,我也认为到底是谁进行的图片选择并不十分重要。观众将会从一个完全未知的角度了解浦东的建设。两位有专业背景的参与者与项目概念契合的很好,我十分乐意每个都仔细讲一遍——他们肯定也会很乐意听一听我认为他们认为的东西,不过我建议还是等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解释吧。
am: 你在讲座的那次谈到过“左”和“右”,有观众提问的时候你也反问他是否能看出来?西方艺术家会以这个政治态度来区分自己、认识自己吗?
Sibylle: 我承认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我并不是很高兴,但它确实涉及了出于怜悯角度引发的中立主义。游泳人通讯社并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信条的工具,“游泳人通讯社”不会因为怜悯哪方就为哪方服务,它只为提出的那些问题服务。